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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樣筆法 兩色人生
    

兩樣筆法 兩色人生

——阿爾小鎮的梵高與高更

/紅箋小丁

/彼得·史杰達爾     

 

    梵高最好黃色,高更最愛紅色。這個區別,可不能歸入細枝末節,無關緊要。如果說此二人的癖性定下了現代藝術的基調,他們的性情演變而為藝術人格的標本——癖性、性情又與天才和奇想密不可分——那么,兩人彼此互相碰撞、深深互補的脾性,竟與對色彩的不同偏好不謀而合。他們的生活,隨便抽出哪一段,都不怕沒有攝人心魄的魅力。兩人入行都晚:高更年長梵高五歲,他當過水手,做過銀錢生意,娶妻生兒,生計漸裕——初與印象派畫家結交,是收藏他們的畫作,后更成為他們的保護人——梵高則做過美術商店店員,又做新教牧師,皆不成。高更身量短小,可總昂首闊步,趾高氣昂。見過梵高的人,則描述說他“個兒小小,瘦弱單薄。”對高更,梵高是崇拜的。而兩人之異,此處可見。高更雖也愛梵高的畫作,可他素來以己為大,躊躇滿志,故對同行畫家的欣賞往往浮于敷衍。梵高熱愛的藝術種類不可謂不多,譬如巴比松派的風景畫,又譬如學院氣的沙龍畫作。唯獨不喜那時代最先鋒的畫家保羅·塞尚,他“近乎羞澀地”承認,自己實在看不出那緊張局促的筆觸中,藏著什么妙處。高更的口味則時髦許多,他愛中古時代風尚的,也愛洋溢異域風情的。對塞尚,他頂禮膜拜。埃德加·德加——以及日本藝術——尤以梵高為甚——他兩人是一致推崇的。梵高幾乎只從生活中摭取畫的素材,而高更更嗜幻想遐思。梵高純真如孩童,又易驚恐不安;高更見多識廣,略帶些邪氣。188810月,高更離開布列塔尼的阿望橋村——這片藝術殖民地上,他曾是不凡的人物——去了普羅旺斯無甚可書的小鎮阿爾,與梵高一同,過起離群索居的生活。這段旅居他鄉的日子,極有戲劇色彩。

 

    彭博歐洲(Bloomberg Europe)的藝術評論主將馬丁·蓋弗(Martin Gayford)采集了許多鮮為人知并且頗為動人的資料,寫成了《黃房子:梵高,高更和他們在阿爾小鎮的狂亂九周》。書寫得有趣,既回溯兩人的生活,又揉進精神的思考。只是冒號后面的那句話有失恰當,讀完全書,真正狂亂的無非兩個夜晚而已,其余的日子,頂多可算晦澀曖昧。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流走,兩人和睦友好,要么至少說是相安無事。故事的高潮自然叫人寒毛倒豎:梵高舉起剃刀割下自己的左耳(至于究竟是一只還是半只,法庭證據早已湮沒在歷史的深處),獻祭般鄭重其事地呈給一位名叫雷切爾的妓女。結果,她昏厥過去,他給送進醫院,而高更則逃離了是非之地。這段軼事本身包含一股恐怖的力量,而梵高的藝術在當時正如日中天,兩相比對,張力格外懾人,竟有一種神話般的色彩,無可抵擋。人們早已疑心天才與瘋癲總是相伴而行,梵高割耳之事到底成了一個象征。早在希臘時代,故事即有回音;直到現今,只要有人仍為天才的奇想驚嘆,故事仍會回響不絕。蓋弗沒有就此收筆,他還想繼續探究梵高熱病一般的心思——割下的為何偏偏是耳朵?且不論真假,結論頗有專業醫師的味道:雙相情感障礙(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其實,既是神話,迷人的意味早已超越了任何分析,也不必任何解釋。它自有自己的生命,如藝術一樣。

 

    “總有一天,人們會把我奉為一個神話,或者是報紙將我塑造成的那個形象,”1897年在大溪地,高更在一封信里這樣寫道。對于創造出更多更妙的自己,他從來是樂此不疲;對于自己的一言一行掀起的戲劇般效果,也是向來心知肚明。他生在巴黎,于秘魯利馬度過孩童時代,后移居法國奧爾良。1865年,他成了一名十七歲的水手,在法國商船和軍艦上度過了六年時光。上岸之后,他在巴黎落下腳來,謀了份兒跟銀錢打交道的差事,活兒不重,報酬也算可觀。不久娶米蒂·索菲·蓋德為妻,這丹麥女子在高更手中,是受盡了精神折磨的,至于肉體是否也曾承受同樣的痛苦,未盡可知。這段婚姻的結晶是五個孩子。繪畫和雕刻,原本只是高更閑暇時的嗜好。到后來,他開始出資購買藝術家的畫作,先是卡米爾·皮薩羅,進而到其他印象派畫家,繼而到塞尚。皮薩羅性情樸素,略帶無政府主義傾向,不過甚為溫和。他對這位新來的客人頗有興趣,曾在好幾年的時間里充當他可信賴的導師。可惜后來由于名利的緣故,兩人反目。愛德華·馬奈與德加都鼓勵高更循著自己的路徑走下去。于是,并非科班出身,也未經幾多訓練的他,竟成了后世稱先鋒派的藝術家中一員力將。

 

    1882年股票市場一次震蕩之后,高更正式棄業從畫,舉家遷徙到哥本哈根。正是在這座城市,米蒂將他逐出了家門。他只身返回法國,在反對印象派和自然主義的風潮中舉起大旗,領軍沖鋒,力倡象征的表達方式,力主“抽象”——他頻頻使用的這個詞,倒很有幾分遠見的意味。阿望橋多的是波希米亞風的藝術家,混跡在這色彩駁雜的人群中,高更最愛的是埃米爾·伯納德勇氣十足的創新。這位比他晚生多年的年輕畫家兼理論家善用黑色勾勒畫面的輪廓,再施以平面的色彩。埃米爾是梵高的朋友,更要緊的,是他與梵高的弟弟——充滿冒險精神的巴黎商人提奧·梵高——也過往甚密。不久,高更就賽過了埃米爾的鋒頭,憑的是1888年夏季的一幅布面油畫——《布道之后的幻景》。在兩人共同的畫風之外,另揉入了更加刺激的元素:人與天使搏斗,而立于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群神情肅穆的布利塔婦女。從埃米爾和梵高兄弟的交情里,高更倒是令自己獲益不少。

 

    1853年,梵高生在荷蘭小鎮曾德特。父親是一名牧師,頗有教養;而母親則是一個對自己的兒子悲哀絕望的婦人。梵高的作品,她曾收集儲藏過,末了卻遺忘殆盡,不知所蹤。從嬰孩長大,梵高篤信宗教,只是性情敏感異常,不愛與人為伴,生活瑣事也顯笨拙。自十六歲始,他為一家國際藝術公司工作了七年,歷駐海牙,倫敦和巴黎,臨了,卻因“不夠積極主動”遭到解雇。隨后,他在英國的學校里謀了份兒教書的差事,不過時間也并不久。他也曾追逐浪漫的愛情,終未有結果,只好轉而投進花街柳巷,妓女的懷抱。曾有一段日子,他與一名荷蘭妓女同居,那女人帶著兩個孩子,梵高就此品嘗到了家庭的歡欣,此后的歲月,這種滋味竟成了縈繞不去的夢魘。妓女成了他的依戀——“可愛的小女人,”他是這樣說的——不過,在寫給伯納德的一封信中,他倒也忠告道,“縱欲傷身之事不可太多,你的畫兒才會精氣十足。”此后,他在比利時一處荒涼的所在當過世俗牧師,專為礦工講道,誰料卻因熱忱過度和舉止怪異被人們趕走。“他走在街上,就有孩童朝他扔東西,”蓋弗這樣寫道。后來在阿爾,梵高也曾為一模一樣的尷尬境遇所苦。二十六歲那年,他決意以繪畫為生活了,于是便把對宗教那份本也難談正統的熱情,盡數傾瀉給了文學。蓋弗寫道,“文森特心中,現代小說寫盡了現代生活、情感、苦難與勞碌,描述細致入微,它們不單單是圣經的替代,更該繼承了圣經的地位。他甚至認為,基督耶穌也該點頭稱是才對。”左拉和福樓拜小說里寫的人,寫的事,他都當作真有其事的生活來經驗。有一次,他給提奧寫信,說家里的一個朋友讓他想起“老包法利夫人”,而這個人物,即使在原小說里,出場次數也寥寥可數。狄更斯和喬治·艾略特他也讀,并且讀的是英文原版。梵高自己也是寫文章的好手,雖然我們只能從他的書信中窺得一斑,他描繪自己的心情,悔與悲的色彩那么分明!“有時,或熱情,或癲狂,或預感,將我扭曲,直至變形,就好比那古希臘的祭司,高高坐在他的三腳祭壇上。”

 

    從1886年開始,梵高在巴黎與提奧共住了兩年。這段時光,提奧無時無刻不在惱怒與痛苦當中煎熬。“我只盼望他趕緊走,自個兒去生活,他自己說起這話也有不短的時間了,只不過,這話我一旦出口,倒只會惹得他繼續留下。”提奧寫道,“他體內仿佛寄居著兩個靈魂,一個是無比的天才,溫和細膩;另一個卻自私自利,冷酷無情。”梵高死前的幾個月,他的母親曾祈禱上天,讓家族早日脫去這個沉重的負擔,她寫給提奧的信里有這樣的句子,“帶他走吧,上帝。”有時候,梵高是逗樂而迷人的,對朋友也禮貌周全,他的朋友還包括亨利··圖盧茲-洛特雷克;可又有時候,他對自己的藝術家朋友們是個累贅。蓋弗對他的品性作了個總結:“伶牙俐齒,停不住嘴,固執己見,不通世故。”有一個朋友回憶說,“他一旦開口,句子就跟水一樣從嘴里直倒出來,荷蘭語,英語,法語,都一個樣;一邊說,還一邊扭過頭去瞟你兩眼,齒縫間發出嘶嘶的聲音。”一身的苦難終于送他去到了南方。那是在18882月,當時他三十四歲——“尋找一片全新的陽光之地,”不久之后,他寫信給提奧,說自己相信“于一片更加明亮的天空之下觀察自然,也許能讓人真切地體會到日本人如何感受,如何繪畫。”他夢想著找到一處“南方的工作室”,并且急不可耐地邀請伯納德與在巴黎認識的高更與他同去。在阿爾小鎮不滿兩年,他描圖二百余幅,其中杰作數十。如此才華,在當時為何無人賞識?且撇開畫家的為人處世不談,單講他的畫風——他愛厚施顏料于畫面(頗受其時馬賽一位古怪畫家阿道夫·蒙特切利的啟示),以表現視覺的真實——然而其時巴黎正當道的,是喬治·塞拉秩序井然的畫面,此人被奉作新生的英雄,他的畫也站在時尚的浪尖;又或者說到蘇醒萌芽的新藝術,亦即高更引領的象征派——梵高的畫,與這兩種風尚,盡是不搭調的。他心里自有一種靜默的自信,可是直到最末,也感覺自己的藝術想要開花結果,必得等到未來,許多的年頭之后。

 

    高更到訪之前,兩位藝術家先交換了各自的自畫像。梵高將自己繪作一個嚴峻神秘之人,長著貓一般的眼睛——說,是一“簡簡單單的日本僧人”,正“膜拜亙古永恒的佛”,還說,這幅即將呈送給高更的畫,全體是“塵土般的灰色。在蓋弗看來,則是漸次增強,及至沸騰的效果,“于淺玉色背景上混施寶石綠與橘黃,又由紅褐色衣裳調至和諧。”比起高更把自己繪作《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且彌漫一股邪氣的畫像,梵高的像實在勝過太多。(在寫給梵高的信中,高更說自己描畫的是一名“身強力壯然而衣著糟糕的男子,內里隱藏著“高貴與溫柔。激情沸騰的血奔流在他的面龐,好像一頭發情的野獸。)可是,這位高更有的是熱情。畫面生機勃勃,與傳統的中心構圖大相徑庭,非但如此,線條也開始從色彩剝離,日后高更對現代繪畫最大的貢獻——到畢加索手中最為明顯——即在于此。兩人不約而同地以小說人物原型描繪自己的畫像——梵高的靈感來自皮埃爾·洛蒂風行一時的小說《菊子夫人》,亦即后來普契尼歌劇《蝴蝶夫人》改編的藍本。由此觀之,蓋弗的看法頗有道理,生活與文學,在這兩人的世界中,果真是環環相鎖的。所異的,在于他們各自選擇的意象:高更的傲然自滿,肉感分明;梵高的謙卑平和,更重性靈。梵高一貫都是慨然大度的,從惡氣騰騰的高更身上,他竟也看出了世所罕見的尊貴之氣。寫給伯納德的信中,他說高更是“圣潔的造物,滿盈原始的本能。于他,血與性遠大過野心。

 

    可是其實,野心在1888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這一年,“保羅·高更……叩響了門。前來開門的是文森特·梵高。”蓋弗寫下這句話的時候,該是氣息急促的才對罷。提奧滿心盼的是有人愿意陪著惱人的哥哥遠離巴黎,對此人,他一定感激不盡;高更熱望的,則是與提奧做成交易。日后,高更在阿爾居住期間所作的圖畫,確經提奧之手賣出數幅——畫家自己說,那是“整個南方最邋遢的小鎮”——而梵高的,卻一幅也未曾脫手。無人問津的境遇,自然讓他更加陰郁。在阿爾,他們住在一幢奶黃色兩層小樓,占了小樓一半,另一半則是一家雜貨鋪。小樓歪歪斜斜,外邊兒即是熱熱鬧鬧的廣場。房子內里,白墻,藍門,紅地磚。煤氣燈和自來水是齊全的,最近的廁所卻得跑到隔壁的旅館里去。蓋弗猜測,“房間里彌散著濃濃的煙草氣,松脂香,顏料味兒,還有文森特自己的體味——天氣炎熱,洗澡又頗不方便。”高更出身海員,早已養成整潔的習慣,眼前凌亂邋遢的工作室,無疑把他駭得不輕。他很快操持起家務,就連提奧供給梵高的那筆錢,盡管十分菲薄,也給做了個預算。夜里逛妓院的開支,多少多少;買煙草煙絲,多少多少;偶然開銷,比如房租,多少多少;另外,飯錢給單列出來,多少多少。燒菜煮飯,幾乎都由他包攬下來。

 

    客廳的布置,真叫他目瞪口呆。梵高在墻上掛了畫作若干,其中兩幅繪的是向日葵,大小,濃烈——還有一幅的金黃——是從來的靜物中素所未見的。不過,若說起梵高教給了自己何物,高更是永遠也不肯承認的。非但如此,后來他還堅持說,是自己鼎助梵高逃出了修拉點彩畫的藩籬,完成了以黃疊黃的創舉。他的記憶,果真如一支馴養已熟的合唱隊,總會即興譜作為己的頌歌。他還敦促梵高,同自己一樣,“用心”繪畫,用想象出的圖樣,畫出心中的意象。梵高屢試屢敗——只有一幅是例外——住進阿爾近旁的圣雷米精神病院后,留下的《星夜》。甫一繪出,畫家便生出悔恨,心想無非又是神智給引入荒蕪之境,無非又是一次恥辱的失敗。

 

    繪畫,兩人都是下功夫的。他們畫了同樣的風景,還共用同樣的肖像模特,其中就有約瑟夫·魯林的妻子。魯林是鎮上的郵遞員,政治觀點很是激進,梵高在阿爾的朋友不多,他是一個。說起魯林一家,梵高在提奧面前贊不絕口:“這一家人,個個都是人物,外表看來雖似俄羅斯人,其實法國味十足。”原本,他是想每年為他們畫下新的肖像,趣味就在于時光荏苒,容顏改換。梵高畫出了《夜晚的咖啡館》,還有其他,潑辣,苦痛,自有一種沸騰的熱情。高更的風格則在過渡中,《熱》描繪半裸的農婦,描繪她身邊的豬,如此畫面雖讓人眼前一亮,心下一驚,卻總也像是華麗然而下流的笑話。他還為梵高畫了漫畫式的肖像,畫面活潑生動,不過卻透著幾分瘋癲癡傻。兩人之間,若非就著藝術問題爭論不休,就是聊著文學,聊著新聞。永不饜倦的是犯罪故事,比如開膛手杰克最新的動作,又如正在巴黎開庭審判的神秘殺手普拉多。蓋弗揣測,普拉多在法庭上為己辯護,慷慨陳詞,竟撥動了梵高心中同感之弦:“首先,我是誰?有何要緊?我是不幸的……上帝啊,自被拋到人生的廣漠舞臺,但凡感到心底有何搏動,血液有何沸騰,我都聽從,我都追隨。”普拉多最終伏法,高更目睹了公決。

 

    除卻性愛,那段日子里高更的嗜好尚屬溫和。梵高則貪杯成癮,每每喝得天昏地暗。他為自己辯解,“心里起了風暴,咆哮巨響,我只好吞下一杯,就此迷昏。”酒精的作用,卻不僅僅是身體的傷害。高更說——雖然他的話常常并不可信——離開之前那段日子,好幾天夜里,他突然驚醒,只見梵高跨站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便厲聲喝道,“你這是做甚,文森特?”于是梵高便回到自己床上,瞬間陷入沉沉的睡眠。除此而外,更沒有其他痕跡顯示梵高或許喜歡男人——若論高更,則更有幾分可能,因為面對其他男子,他是狂躁兇狠,定要占據上風的。高更還說,看過《向日葵的畫家》,梵高吐出一句,“畫的是我,不過是瘋了的我。”隨后在一家咖啡館里,他直將盛滿苦艾酒的玻璃杯砸向高更的頭。然而高更仍舊 留了下來。并非不想走,蓋弗寫道,但給朋友寫信時,說得走得“讓提奧感到自己仍‘離他不開’”,也好仍舊替他張羅畫作的主顧。兩人旅行了四十二公里,來到蒙彼利埃的博物館,在那里,德拉克洛瓦和庫爾貝的畫真讓他們激動不已。然而,終局已近。

 

    幾天之后,高更寫給伯納德的信里提到,1223日,梵高問起他是否準備離開。“我應了一聲,‘是,’他便從報紙上撕下一句話,塞到我手上:‘殺人犯遠走高飛。’”那天傍晚,一貫平靜的梵高一反常態,舉起剃刀威脅高更(或者,至少后者如是說,)于是那一夜,高更住進了一家旅館。翌日早晨,他余悸未消回到黃房子,卻見那兒已聚起不少人,這人群原是被雷切爾驚恐的尖叫引來的。高更判斷,當時尚無人進屋。他同阿爾的鎮警官一起走了進去,警官還問他:“先生,你都對你的朋友干了什么?”樓梯上血跡斑斑。兩人找到梵高,他蜷在床上,一動不動。高更告訴伯納德,他“伸手摸摸,仍有體溫,唯此跡象顯示他還活著。”高更不久便離開阿爾去了巴黎,沒有等到梵高醒來再見一面,有生之年,兩人也再未重逢。梵高在醫院躺了兩個星期,隨后,他迎來創造力暴風驟雨般迸射的十八個月,其間穿插著一段又一段的精神崩潰。他先仍是住在黃房子,直到鄰居們感到“他時好時壞的狀況叫附近居民都覺驚恐,”于是聯名申請讓他搬走。接下來的一年他住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然后,來到巴黎北面的村莊奧弗·休爾·歐瓦茲,由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醫生保羅·加歇照料。其時,藝術評論家阿爾貝·奧里葉為文盛贊梵高的畫,畫家既有幾分受寵若驚,又有幾分煩躁不安,他向阿爾貝聲明,比之高更,或是比之蒙特切利,自己在藝術界的地位“實在卑微”。其間,他的一幅畫被人高價買去。不過,提奧的生意正經歷風浪,心緒也十分堪憂——他身染梅毒,已入三期——究竟還能否供養哥哥的生活,甚是讓梵高擔心。1890727日,梵高對準自己的胸膛開了一槍,兩天之后被死神帶走。六個月后,提奧病逝。1903年,高更死在大溪地的馬克薩斯島,奪去他性命的同樣是梅毒并發癥。若未病故,他當時正要入獄服刑,罪名是侮辱當地政府。

 

    梵高的自殘,在蓋弗分析來,好似一件藝術品。它的風格里融入了開膛手杰克的痕跡——此人曾割下一名妓女的耳朵;還有兩部文學作品的痕跡,其一是左拉的小說《穆勒神父之罪》,當中的修士拉扯祭壇侍童文森特的耳朵以示訓誡,后來卻被兇手砍下自己的耳朵,又一便是《圣經》,當中的使徒彼得切下一個男子的耳朵,這男子是來喀馬西尼逮捕耶穌的眾人之一。蓋弗不惜筆墨,讓這些證據看起來煞有介事,比如,梵高的確曾經打算以喀馬西尼為主題作畫一幅。然而,有一問題仍舊不可回避:梵高的自責素已有之,有時甚至歇斯底里,可為什么偏巧是在與高更的友誼破裂之時發作到如此田地?回答此問題,“雙相情感障礙”的生物學標簽倒也勉強可以過關,只是與之前的各種揣測一樣,仍顯蹩腳。蓋弗曾列舉了種種可能,如,“洋地黃服用過量,顏料鉛中毒,苦艾酒誘引幻覺,美尼爾氏病,嚴重中暑,青光眼。”更不必提,還有“精神分裂癥,梅毒,癲癇,急性間發性卟啉癥——喬治三世罹患的也許就是此病——‘以及邊緣性人格障礙’。”

 

    梵高對自己舉刀那晚,畫架上還擺著一幅未完成的畫,幾個星期以后終于畫畢。這便是《搖籃曲》,約瑟夫·魯林妻子奧古斯汀的肖像,色彩艷麗熱烈。她安詳地坐在椅中,手里握著嬰孩搖籃的繩子。蓋弗是這樣描寫她背后的墻紙的:“巨大的白色花朵——文森特說是大麗菊——在纖細的莖桿上搖曳,絨須和葉子緊貼成千青綠色圖案的背景,盤盤繞繞,每一小圖形中間綴一個小點,像蓓蕾,像豆莢,又像乳房。”他還寫道,在構想時,梵高把這幅畫“比之于廉價的宗教印刷品”,藝術家的原話是,“柏遼茲與瓦格納已用音樂達成的效果,我要用繪畫完成——創造一件藝術品,讓它能撫慰心碎的人!”梵高很受皮埃爾·洛蒂《冰島漁夫》的打動,他寫信給高更,說想象著自己的畫掛在一艘小船的船艙里,狂風暴雨中,孤獨無助的漁夫看見了它,“就會憶起多年以前躺在搖籃里的感覺,就會憶起耳畔曾經輕輕吟唱的搖籃曲。”關于這幅作品的靈感何來,蓋弗還找了不少其他源泉,文學的,美術的,宗教的。畫面上看不出這許多,然而人物的表情里隱約可見一番迫切,又全然是雕塑般的沉靜,這奇特的混合,倒有幾分相通之處。這是一幅大師之作,自在自顯。

 

    創造力從擁有它——或者不如說為它所有——的人身上攝走所需,其余的便盡丟棄不顧。對于梵高,兩種真實——一是他目中所見,一是他手中所用(顏料,線條,色彩)——如同君主,肆意支配著他一身的氣力。仿佛訓練有素般,主題與媒介兩相契合,簡直可以超越畫家構圖畫圖時一切所想所感。別的藝術家或許也是一樣,然而,如此猛烈,如此跳躍,如此交鋒的又有幾人?梵高成了現代文明的英雄,“重壓下的尊嚴”,他演繹得淋漓盡致,令人頭暈目眩。蓋弗留意到,《搖籃曲》讓亨利·馬蒂斯,皮埃爾·博納爾與愛德華·維亞爾無比驚喜,倒不是因為其中蘊含了何種可以言表的深意,而是單單因為形式,“自成一片天地。”這片天地里,卻沒有締造者的容身之所。那時的他已然是一瘋子。永恒的話題又凸顯在此。假如在1888年,梵高喝下了劑量合適、效果剛好的鎮靜藥水,他會不會就此變成蓋弗大膽揣測中“截然不同——極有可能無趣許多——的藝術家?”梵高從來不是無趣的,所以,我想這個險值得一冒。

 

    與梵高相形,很難讓人不對高更皺眉。他身上,似乎籠罩著一種小人之氣。然而不要忘記,世人的憎惡,也許正叫高更求之不得:個性里透著活力,風格中閃著智慧,掌控閘閥的,卻是想要摒棄道德戒律,想要驚世駭俗的一股沖勁。比之梵高的天才,他的精神也許竟與先鋒派的氣質更加契合。1935年,畢加索曾經說,正是“梵高的痛苦”與“塞尚的焦慮”點燃了我們對他們藝術的興趣——“其人如戲”。面對工于算計,遭人鄙視的市井社會,果真要把人生演繹得如同戲劇,披荊斬棘開出路來的,卻恰是高更。他刻下的路標,引導了畢加索,引導了同行畫家,引導了在情愛上追求刺激的人們,引導了直至今日的藝術家,只要他們無所畏懼,一心想要顛覆,想要叛逆。

 

    講述阿爾小鎮傳奇的書從來不少,蓋弗的這一本更似一出舞臺劇,也對高更的卑鄙傾注了更多同情。他的形象,比從來的都要好上很多。蓋弗善于引別人的話而妙趣橫生,善于將事情講述地張力十足,而一個血肉飽滿的高更,仿佛就能從紙頁上直走下來。作者內心那份實實在在的滿足,身為讀者也能觸摸得到。面對梵高愁人的貧窮,陰沉的慍怒,高更有幾多辛苦,他似乎也時時能夠體會。如此偏袒,或許反倒有益。因為我們盡可以擺出姿態,對一位被誤解的受害人嗤之以鼻,而若要我們與他那位朋友同住,九個星期自不必說,怕是一個鐘頭也忍受不了的。倘能慶幸自己未曾遭遇這樣的朋友,我們對真實的高更就有了一份更細膩而公正的理解。若論藝術史,批評史,蓋弗的新書并未拓開一片新的疆域。然而,他仿佛拍下了一組記載事實與激情的快照,在現代感受力形成的關鍵時刻,呈獻給世人如此生動的影像。馳騁想象吧!兩個聲名狼藉的男人隱居在無人知曉的小鎮,往畫布上擲下一團團顏料,竟就此改變了世界。抽象印象主義風潮過去,已是半個世紀的事情。如今除卻在笑話中,挽歌里,這樣的故事早已絕跡;然而當時,實實在在的藝術和文化圈子里,它卻回響不絕。現在,已經無人有力掄起畫刷,在帆布上涂上一筆,就此觸動整個世界的神經。這樣的傳奇,就愈發地遠去,卻也愈發地明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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