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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 vs. 佛羅倫薩:譯音及其原則
    

翡冷翠 vs. 佛羅倫薩:譯音及其原則

/廖康

 

    徐志摩將意大利一城市名譯為翡冷翠,阿城極其欣賞;不僅音似,而且意思恰當。因那城市的官邸和教堂專用一種綠紋大理石,將城市點綴得如同一粒翡翠。1

 

    然而,這么美的譯名卻始終沒有流傳開。而那座城市卻以佛羅倫薩著稱。為什么?我雖然沒有去過那里,也能夠想象翡冷翠更有代表性。但它輸給佛羅倫薩,其中的道理使我想談談譯音之必要和譯音的原則。

 

    最早提及譯音之必要并訂立原則者是唐僧玄奘。他總結多年翻譯佛經的經驗,建立了“五不翻”,指導譯壇眾多佛教學者集體譯經。他說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譯,而是“不意譯”。他認為在以下五種情況下要譯音:

 

秘密故(也就是佛教的秘密,如咒語,要譯音)

 

    所以唐僧的緊箍咒若譯成了漢語還是白搭。不學梵語,就想拿住孫悟空?非得用那拗口饒舌、難為發音、貼近原文的聲音才能生效。難怪無論你說“芝麻,開門!”還是“Sesame, open!”都不管用。那原本是阿拉伯魔法,不學人家的語言,就是不 靈。

 

含多義故(不是指一詞多義,而是指需要長篇大論解釋的概念,應先譯音,再 講解普及)

 

    比如將梵語bhagavat譯音為薄枷梵。原詞雖指佛陀,還含有“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六義,光說佛陀,不足以表達其世尊。同理,功夫的英譯現在 Kongfu,以別于 martial art,方顯出功夫之“耗時、耗力、守元、固本”等要 義。

 

此無故(中國沒有的東西)

 

    與其它四類相比,此類不同之處大概是指我們沒有的具體事物和人名地名,也是下文要詳加討論的一類。此不贅述。

 

順古故(既已有的譯音,不再重譯)

 

    在唐僧譯經之前,梵語 Anuttarasamyaksambodhi 已經譯音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其意為能夠覺知佛教的一切真理,并如實了知一切事物,從而獲得無所不知的智 慧。但這個詞實在太長,雖然唐僧沿用了,后來還是被簡化為阿耨菩提。現代的典型例子是莫斯科,這是根據英語發音翻譯的。雖然俄語念作莫斯科瓦,但由于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莫斯科,現在仍然順古。

 

生善效(既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者,要譯音)2

 

    梵語 Prajna的意思和智慧差不多,但佛教徒認為它和一般智慧不同,認為它是直接 了解一切事物本質的特殊智慧。我等不信佛者,大概體會不到,無法茍同。不管怎樣,既然譯者認為不同,就譯音為般若,讓和尚、尼姑和居士們潛心揣摩這可望而不可及的能力。“推拿”現在譯音為 Tuina,也許可以算作此類譯音的現代范例。 以前推拿曾譯作 massage,不僅貶低了這種療法,還容易和性行業混淆,難怪保險 公司不肯納入承保范圍;而 chiropractic therapy (脊椎按摩療法)另有一套理論, 雖有相似的手法,亦有格格不入之處。其間差異,讓常人看來,遠大過智慧和般若的差別。

 

    唐僧訂立的這五條法則指導譯音上千年。很多中國原來沒有的概念,始于譯音,通過講解,逐漸普及,終于化入中文。久之,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原來是外來語。比如:“萬劫不復”這一成語里的劫字,就是從“劫波”縮略來的,而劫波是梵語 kalpa 的譯音,這是個極為久遠的時間單位。古代印度人認為,梵天,即眾生之 父、婆羅門教的主神,他一個白天就是一劫,等于人間432千萬年(另一說等于 432萬年)。“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及“洞中方數日,世上幾千年”等說法都來自佛教這一觀念,但是比例小多了。古代其他民族皆沒有“劫”這么大的數詞和概 念,這與印度人喜愛思考遠在天邊的事物和事物的本質有關。佛教還認為,劫有 “成”、“住”、“壞”、“空”四個時期。到“壞劫”時有水、風、火三災,要燒毀一切,然后重創一切。所以“劫”又引申為巨大的災難,遂有劫難、浩劫等詞匯。中國人還創造性地運用“劫波”的概念,有了成語“劫后余波”。上中學時,老師在解釋此成語時糊弄我們說,劫道也有在水上干的,如混江龍李俊的勾當。多年后我才知道此“劫”與劫道毫無關系。

 

    近代的例子有“幽默”的概念。這是上個世紀才進入中文的,仍在融入的過程中。不知是否有人考證過究竟是誰最早從什么語言譯音而來?由于法語 humeur 的發音 比英語 humor更接近“幽默”的讀音,我猜想是從法語譯入的。西文的原意是“體液”。在近代西醫發展起來以前,歐洲人認為人有四種體液:血、痰、黃膽汁、黑膽汁。血多了會活潑;痰多了會遲緩;黃膽汁多了會暴躁;黑膽汁多了會憂郁。如果四種體液積量適中,人的稟性就平和,脾氣就好,出言就詼諧。魯迅和林語堂對此譯音曾有爭論,代表了兩種主要意見。一方認為“幽默”會誤導讀者,讓人想到 《楚詞·九章·懷沙》里的“孔靜幽默”,以為是描繪寂靜無聲,所以還是譯作“詼諧”為好。另一方認為“詼諧”不足以表達這一與人稟性有關的概念,為了“生善效”,應該譯音,再普及。為此,林語堂身體力行,寫了不少文章,做了很多講 演,推廣幽默。雖逢國難當頭,不甚適時,但在文化交流發展上,其功不可沒;硬是把這一概念普及了。現已常見“幽他一默”的發展用法。再過幾百年,沒準哪位誤人子弟的先生會把幽默解釋為“幽然心會,默然領略”之簡要。

 

    其實,更多的譯音并不是外來的概念,而是人名地名。盡管不少外國名字有意義相同的中國名字,譯者一致認為,還是譯音好,且便于交流。比如我們熟悉的大英雄佐羅,西班牙語原名是Zorro,意思是狐貍。雖然英文的Fox和中文的狐都是姓,但沒有人這樣意譯其名。不僅因為 Fox 和“狐”難以傳達 Zorro 這個名字的聲音給人 的雄健的印象,而且一個名字若在不同語言中有如此不同的發音,不易于名聲的傳播。更不用說很多姓名在其它語言中不一定有意義相同的名字,有時雖能譯意,但其意作為名字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令人感到好笑。比如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爾第,原文 Verdi意思是綠色。英文倒是有Green這個姓,但若有人說他喜歡 Green 或綠先生寫的歌劇《失足女青年》(La Traviata 乃《茶花女》之意譯),肯定會讓人迷惑不解。美國民權運動的先烈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若譯成王先生,那連 他是哪國人都會搞錯。大名鼎鼎的撒切爾夫人 Mrs. Thatcher 要是譯成“茅棚匠” 夫人,那就不僅是好笑,而且威風掃地了。

 

    譯音顯然是必要而且是重要的,但從西文到中文譯音的現代三原則并非廣為人知,甚至一些專業譯員都不清楚。這三條原則是:名從主人、名無意義、名當簡潔。中文和大多數語言不同,它不是拼音文字;在譯音時,往往不能象歐洲語言相互譯音時那么方便、準確,但也不盡然。歐洲語言雖然可以把姓名里對應的字母搬過去,但按各自語言念時,發音可能頗為不同。中文要按原文,也就是主人自己的發音來譯,有時可能更準確。比如古羅馬最著名的統帥 Caesar,中文譯作凱撒,保持了拉 丁語發音的雄壯,而英語抿嘴念出來的聲音接近西撒,遠不如原文洪亮。俄國前總統的名字有譯作葉利欽,也有譯作葉爾欽。葉爾欽是按英語 Yeltsin 譯的,但俄語 里的 L 在此發音仿佛其后跟有元音 i,譯作葉利欽更接近俄語的發音。又如墨西哥 Mexico 中的 x,西班牙語發音如 h,中文的譯音,至少中間的音節要比英語念得 準些。這當歸功于名從主人的譯法。

 

    第二條原則的目的是避免誤解。由于中文沒有大小寫之分,沒有印刷符合提示,人名和地名完全靠讀者自己判斷。上世紀前50年,當人們還不大熟悉西方名字時,有的出版社曾在譯名下加橫杠,幫助讀者認別。這種作法早已不見了,這就更要求譯者不把人名和地名譯出意思來,以便讀者第一次看到新名字,就會因為它沒有意義而想到它是人名或地名。比如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要是意譯為富饒海岸,人們當然不會認為那是個國家;如果譯音成高思達麗佳,恐怕也會令人迷惑。當年我偷讀《飄》,時間有限,只得一目十行,俄狼屯是什么地方?我一直以為是個荒郊野村,可總覺得有點不對勁。讀了好幾章,才琢磨出來那是亞特蘭大州 Atlanta 加了意思的譯音。翡冷翠這么美的名字之所以流傳不開,就是因為它有意義,可能產生誤解,讓人以為是某種玉石之類的東西。《華夏文摘》曾經刊載過一篇拿美國地名開玩笑的短文,其中 Washington 譯作“花生屯”、Maryland 譯作“麥里爛”、Ohio 譯作 “餓還餓”,非常有趣,同時也表明名字的譯音不應有意義。

 

    譯名要簡潔,這似乎不言而喻,但其中還有個道理,往往被譯者忽略。英文名字有的較長,但元音未必很多。而中文每個字都有元音,按漢語拼音的說法是就韻母,如果用漢字把英語名字的每個音都表現出來,可能是在用元音表現輔音,往往費力不討好。比如反抗羅馬統治的起義英雄 Spartacus,有譯作斯巴達克,也有譯作斯 巴達克思。原文結尾的 s 是輕輔音,不譯似乎更好。另如把 McDonald 譯為麥克唐 納爾德就不如麥克唐納,近年又被麥當勞代替了。Mc 看上去沒有元音,因是 Mac 的簡寫,念起來有元音,加上 Donald 共有三個音節。開始我對麥當勞這譯音不以 為然,習慣后想想,這個名字譯得既簡練,又貼近原文發音,還上口,難怪店主采納并為大眾接受。維克多 Victor 與維多利亞 Victoria 是同源的一男一女兩個人 名。不譯作“維多”是為了避免誤解成“只多”,不譯作“維克多利亞”,是為了簡潔。我曾將一位總裁的名字 Fairchild 照搬字典譯為費爾柴爾德,校對建議改為 費爾柴德,成為我的一字師。如果念著順口,與原名發音近似,只要不會產生誤 解,就應該盡量簡潔。猶如阿耨菩提的原始譯音,譯者雖然忠實,讀者也會省略。與其浪費了無數筆墨,最終還是讓時間淘汰掉那些多余的字,還不如讓譯者從一開始就節筆。

 

    順便提一句, Mc 是蘇格蘭語 son of 之意,有人曾把 McDonald 音意結合譯為 “唐諾子”,未能流傳。一是因為它太象中國名字,二是不能將這種譯法推廣。否則,姜子 Johnson 聽上去象是一位先秦的哲學家;拐子 McQuire 慘點兒,殘廢 了;騾子 MacLure 更慘,不是人了;兔崽子 O'Toole O'Hare 就是罵人了(O' 愛爾蘭名字里意思是 son of;第一次飛到芝加哥,我不禁莞爾 )。

 

    譯音有時也須和譯意結合起來,比如芒果,譯自英語 mango,源于馬來語 manga 音既相似,意思又明確,一望而知它是某種水果。翻翻字典,此類佳譯不勝枚舉:有譯自尼泊爾語 palinga 的菠菱菜-菠菜;譯自女真語 xeko,源于哥爾德語 seko 的西瓜;譯自美式英語 taffy toffee 英)的太妃糖;譯自蒙語 xaba 的哈巴狗; 譯自英語的保齡球(bowling)和撲克牌(poker);還有個轉譯自英語 typhoon 臺風,這個詞其實源于粵語發音的“大風”,到西方繞了一圈,儼然披著氣象術語的外衣回了娘家。3明眼人看得出來,這些詞都是具體事物的名稱,它們與人名地名不同,需要最后那個字來幫助表明“身份”。正是為了和這類普通名詞有所區別,譯自外來語的專有名詞不應含有意義,以免誤解。

 

    任何原則、規矩都有例外的情況。語言是活的,破例尤其多見,比如商品或廠家名稱:奔馳 Benz、星巴克 Star Buck、可口可樂 Cocoa Cola,等等。但這類譯名不同 于一般譯音,而更像用中文起名,要找幾個好字搭配在一起,叫得響才行。客戶如果明智,會給譯者更多自由和時間,積極創造、仔細甄選,甚至開會討論決定。這就遠遠超出一般翻譯的職責范圍,自然不受上述原則約束。從事商業翻譯,譯者要清楚自己的作用,是在幫助交流?還是在幫助推銷?交流需要準確,推銷需要美。從事文學翻譯也有準確和優美的矛盾,有時“信而不美,美而不信”,令人感嘆:翻譯如同女人,漂亮的不忠實,忠實的不漂亮(女士們的板子舉起來了)!這是意譯的題目了,但與譯音也不無關系。寫詩作文,把意大利城市 Firenze 譯作翡冷翠的確優美。但一般交流還是用毫無意義的佛羅倫薩才不易誤解,盡管那是按英語 Florence 譯音。若依照現代三原則當譯為“斐倫塞”,但佛羅倫薩既已通行,就只好順古了。

 

 


尾注:

 

1  《閑話閑說》,阿城著,作家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133頁。

 

2    以上“五不翻”見《唐玄奘三藏傳史匯編》,光中法師編,東大出版社,臺北,民國78年。第509510頁。

 

以上各漢字外來語見《漢語外來詞詞典》,劉正琰等編,上海詞書出版社,上海,1984年。

 

 

斃弟弟——用名字作動詞

 

    據報,十多年前切斷丈夫命根子那位悍婦包比特(Lorena Bobbitt)的妹妹婁艾婭(Louella),最近效仿姐姐,給自己的丈夫也來了一刀。雖未斬斷命根,卻足以讓許多人認為這令天下男子最畏懼的一手顯然流淌在她們家族的血管里。甚至有人把“包比特”用作動詞了:“You’d better sleep with an eye open so that you won’t be bobbitted.”(你最好睜著一只眼睡覺,以防老婆讓你暴斃弟弟。)其實包比特并不是這兩姐妹的娘家姓,但我借此機會說的事和她們的血統無關,我想談談英文可以用名字作動詞這一與中文不同的語言現象。

 

    最著名的,或不如說最臭名昭著的英語姓氏,當屬“林蚩”(Lynch)。碰巧了,這名字的發音很象“凌遲”,但它用作動詞的意思是“上私刑,私自處死”。那還是在美國建國初期無法無天的時候,賓州有個叫林蚩的上尉(Captain William Lynch)喜歡以暴易暴,私設公堂,號稱是為了維持治安。如果說他那么干在十八世紀80年代多少還有些必要,到183510月《新英格蘭月刊》The New-England Magazine首次把Lynch用作動詞時,這個字就已經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了。受刑者是一位涉嫌有反蓄奴傾向的人,被暴徒涂上瀝青,粘滿雞毛示眾。而后,Lynch作為動詞,總是指對嫌疑犯不經過正常法律程序審判,就私下施刑,甚至處死,而且往往是白人對黑人實施的。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在美國仍有私刑案件。

 

    還有一個血腥的英文字guillotine(斷頭臺,斷頭,施斬刑)來自法國醫生吉若丹的姓(Guillotin) 。其實這嚇人的機器并不是他發明的。早在130741日,就有一個叫巴拉的(Murcod Ballagh)在愛爾蘭的斷頭臺上喪命。德國、意大利也都用過這種機器。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于要處以死刑的貴族太多,吉若丹醫生于17891010日第一次呈上他關于廢除酷刑,使用斷頭臺的提議。幾經討論,三個月后,該提議才獲通過。倒霉的吉若丹醫生,本來出于人道,為減少死刑犯的痛苦,才寫了洋洋灑灑六篇文章,論說使用斷頭臺的理由。結果,由于大革命極其殘暴,斬了太多人頭,包括狄更斯在《雙城記》里描寫的那些無辜的善良人,斷頭臺使法國大革命蒙污,也把吉若丹醫生的名字變成動詞了。他家后人曾打官司要求法庭下令不準使用他們的尊姓來表示斷頭。法庭哪管得了人們如何使用語言?結果他們敗訴了,要改,您自己改姓去吧!所幸的是,隨著實施死刑方式的改變,guillotine的意思衍變了。現在這個動詞主要用來表示在國會規定辯論時間,也就是制定截止期限(deadline),省得爭論起來沒完沒了。

 

    大家知道三明治(sandwich)作為動詞,意思是把某人或某物象三明治那樣夾住。比如:“The bus was crowded, but I was lucky to be sandwiched by two pretty girls.”(公共汽車很擠,但我有幸被夾在兩位美女之間。)這Sandwich原本是個名字,那是英國蒙塔古侯爵(John Montagu, the 4th Earl of Sandwich)的封號,他的領地名稱是三明治。這位爵爺嗜賭如命,連飯都懶得去餐廳吃,經常命令仆人用兩片面包夾上肉給他送來,邊吃邊賭。用他的稱號作動詞,最早見于1762(OED)他在美國革命時期就任皇家海軍元帥,多虧了這位好賭的爵爺不務正業,不然美國到現在可能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呢!記得十六年前在耶魯大學的一個小美術館里第一次見到這位仁兄的肖像,我由衷地感謝了一番這位發明如此簡便吃法,并對美國獨立做出巨大貢獻的賭徒。

 

    抵制,英語是boycott港臺音譯為“杯葛”。這個詞來自一個英國上尉的姓氏博依科特(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他在愛爾蘭為英國爵爺(Lord Earne)看管農莊,正趕上愛爾蘭鬧土改。佃戶們于18809月要求減租減息,他楞是不答應。于是,土改委員會主席帕納爾(Charles Stuart Parnell)號召愛爾蘭貧下中農不給他干活,店鋪不賣他東西,連信都不給他傳遞。最后,他的莊稼是在九百名士兵保護下,由五十名從北愛爾蘭來的幫手給收割的。這件事驚動了整個西歐,他的名字遂家喻戶曉。《倫敦時報》(Times of London) 188011月首次把他的姓用作動詞。1897年,他去世時,他的姓boycott已經代替“有組織地抵制、孤立、排斥”而成為簡潔的動詞、標準的用法,而且小寫了。

 

    英文能夠化名字為動詞,根本原因,我認為是那些西方的名字本身沒有意義。嚴格地說,是它們的原始意義已經被大眾遺忘了。所以在特定環境中可以賦予它們新的意義。中文名字一般都有意義,所以很難把它們用作意義不同的動詞。我們不說:“他正在彭德懷我們的意見”,盡管彭德懷曾經為民請愿,向毛澤東上過萬言書。我們也不說:“外交部發言人再次李肇星了各國記者”,雖然李肇星一向以嚴厲回答記者問題著稱。而“杯葛”這一本無意義的譯音,卻可以用來表示集體抵制。魯迅塑造的人物阿Q,由于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名字又是個英文字母,就很便于用作動詞了,比如:“這老蔫兒,就會阿Q!你瞧他嘟嘟囔囔的,不知他暗自又發什么狠呢?”

 

    我們不用中文名字作動詞,大概還有習慣和避諱的原因。有些中文名字的意思,比如包拯,其實正好可以用來表達人民的心聲,但我從未見誰這樣用過他的名字:“青天大老爺,我冤枉啊!請您明察秋毫,包拯小女子則個!”要是我們更靈活些,輸入英語的用法,中文某些名字是否也可以象英文一樣化為動詞來使用呢?我首先想到的一個響亮的名字是海瑞。設想受欺壓的百姓大吼一聲:“狗官,我們早晚要海瑞了你。”那該多么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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